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区域金融发展;地理位置;制度文化;城市发展  发布时间:2022-02-22 1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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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距离与信息

关于地理距离与银行贷款,已有研究表明银行贷款量与银行到企业之间距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企距离是制约我国民营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许坤和笪亨果,2015[7]。地理邻近有利于信息搜集和监督,借贷双方之间的距离与企业内部贷款价格显著正相关,距离越远,贷款价格越高。同时,距离对贷款利率的推高作用在三种情形相对更强:(1)贷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时间约束较紧;(2)在样本覆盖时间的早期,当时互联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欠发达;(3)借款企业信息不确定性较大和“软信息”更具价值(钱雪松等,2017[6]。部分研究分析了地理距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如 Li 等(2016)基于中国股市单个股票的每日数据,研究了地理和距离对金融动态特征,认为除金融危机时期外,股票的位置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会对金融动态产生影响,股票分布与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短距离的概率远大于长距离的概率[75]。大量研究集中于风险投资的地理亲邻性,一部分研究分析投资的地理偏好,认为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其所在地周边的企业。这种地理邻近存在双重作用,不仅有利于风险资本增加投资金额,还有利于风险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彭涛等,2015[76]。同时,投资与地理距离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投资金额与地理距离、投资发生可能性之间关系起倒 U 形的调节作用,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调节二者之间的反向作用,即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很在意目标企业的位置(李志萍等,2014[77]。另一部分研究聚焦于风险投资退出。本地偏好对成功退出的可能性、退出速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地偏好程度低的风险投资机构其退出绩效更高(王曦和党兴华,2014[78]。龙玉和李曜(2016)研究表明 VC 在风险投资中心(北、上、广深)的退出率最低,而其邻近省份的退出率最高。交易和监督成本的存在使 VC 提高了远距离项目的选择标准,地区产业集聚及投资机构经验能显著提高退出率,有助于削弱因距离带来的逆向选择[79]。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面互动的需求将确保风险投资者对本地投资有强烈的偏好,但这种趋势比过去正在减少(Cowling 等,2020[80]

从企业家视角分析,Hochberg 等(2015)认为创业者可通过搬迁、改变地理位置以减少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所施加的约束,在风险投资较低的州设立的公司更有可能迁往风险投资集聚的地区[81]。对 IPO 成本而言,从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内陆地区,我国企业的 IPO 成本呈逐步上升趋势,并且在地理距离上越是远离中心城市(尤其是金融中心)的企业,其 IPO 成本越高;发行企业与 A 股市场多数投资者集聚地的远近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是重要原因(刘江会和朱敏,2015[8]

由于借贷双方或交易双方为达成交易将耗费的搜寻、沟通的时间、精力、费用成本,可将其理解为广义的运输成本,而地理距离会增加金融交易中的运输成本(Agarwa Hauswald2010[82]。同时,对异地交易方的事前评估和事后监督也将增加运输成本。地理距离对金融交易的影响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地理距离抬升交易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阻碍风险控制(陶锋等,2017[3]。关于金融信息的研究,一般将其分为“软信息”与“硬信息”,可通过相关的公开信息披露机制等获得“硬信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为它的传递提供了便利,相应的,“软信息”则是指仅能通过面对面交流来获取的信息,远距离传递“软信息”有极大的不准确性(Porteous1999

[83]Petersen Rajan2002)认为金融信息分包括“硬信息”和“软信息”[84]Zhao2003)以外国公司的中国所在地为切入点,探索了中国信息腹地的变化以及金融体系的空间重组,包括香港、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等主要金融中心之间的重要性及其在空间上的转换,中国内地的“总部”与香港的区域总部经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加入 WTO将产生巨大的信息流的浪潮,改变金融中心格局[8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电子信息传输不断进步,但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Zhao , 2004[86]Mitton2008)认为部分中年人担心使用网上银行等现代通讯技术管理资金时遭受在线身份盗窃或其它类型的欺诈行为造成经济损失而拒绝使用网络[87]Osei-Assibey200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者不太可能访问互联网或手机银行[88]Mendes-Da-Silva 等(2016)研究表明距离和承诺项目的资本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众筹未能减少捐赠企业家距离的抑制效应89]。通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改善所有群体的金融排斥状况。互联网时代使众筹平台兴起,包括它本身在内的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部分减少早期风险投资市场中与距离相关的经济摩擦。但众筹平台并没有缓解所有与距离相关的敏感性,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摩擦(Guenthe 等,2018[90]

除地理距离外,网络距离是一个重要的距离维度,Agnes2000)指出,本地根植性有利于金融信息的快速交流,交易网络的形成要通过近距离的社会关系和面对面的交流来实现[91]Jääskeläinen Maula2014)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距离影响了金融中介信息的广度和质量,减轻了距离和偏好对当地投资的影响;在与合作伙伴之间的间接联系方面,由于覆盖面广能够更好地识别投资机会;在直接联系方面,其认证效应则有利于质量评估[92]。投资机构对网络资源的获取、利用以及对网络的依赖,对投资机构的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王曦等,2015[93]。金融中心的网络连通性越高,越有利于发挥自身信息制造与金融辐射功能;当公司嵌入在有较高网络连通性的区位,会有助于降低公司 IPO 折价(刘江会,2020[94]

2. 制度与文化

金融地理学认为人文地理要素而非仅仅自然地理因素成为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决定要素。基于此,金融空间的内涵更为丰富,位置或地区可以看作是社会建设的产物,是社会权利的密度分布投射在沟通交流、历史、身份地位以及共享未来视野的集合空间(Diniz 等,2012[95]

1)制度因素

Cairnes1874)认为地理距离、政治制度、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的差异是资本流动的障碍[96]Lee Schmidt-Marwede1993)指出地方监管体制、政治经济条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基础,监管体制包括市场放松管制、金融创新的规制、税收制度等,政治经济条件则是中央银行的自主权、政治稳定性、货币可兑换性等[97]Engelen2007)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的阿姆斯特丹案例证明制度变化在金融中心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是金融地理不可忽视的因素[98]Leyshon French2008)研究表明金融排斥,包括金融分支机构的关闭、合理布局等与企业治理制度有关,公有制机构与股份有限公司面临股东的压力大小不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敏感程度不同,从而影响金融分支机构网络的设置[99]。刘威、罗茜(2018)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100]。部分学者关注到政策环境的作用。Wang2019)回顾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驱动上海 IFC 的政策倡议,并评估其策略效应,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存在国际化程度、金融腹地、英语、法律系统上的劣势[101]Heneghan Hall2020)分析了英国脱欧对金融布局的影响,自 2021 年起,英国不再如欧盟成员自由出口金融服务,在欧洲范围内,英国脱欧导致对一系列欧洲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务日益分散,在英国内部,伴随着空间集中的过程,金融可能会在伦敦变得更加集中[102]。史亚荣和赵爱清(2020)认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会显著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但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债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103]

2)文化因素

在文化距离方面,金融的信用分配过程是一个关系过程,其沿阶层地理、相应的种族、性别地理进行,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的社会文化距离对于获得信用至关重要(Leyshon2004[104]。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一样对跨境股权投资、债券投资产生显著负影响,但这一效应主要来自地区间的个性主义或合作主义文化差异;被投资方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会直接对投资产生显著正影响(刘威和肖光恩,2015;刘威和李炳,2016[105][106]

Ragozzino2009)关于跨国公司并购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和政治风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非单一存在,受地理距离的调节作用[107]。制度和文化距离对国际风险资本退出成功的可能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国际经验显著地减弱了制度距离的负面效应(Li 等,2014[108]。制度环境与文化多样性存在交互效应,在高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文化多样性能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而在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的欠发达国家,文化多样性会阻碍股票市场的繁荣(李仲飞等,2017[109]。刘倩等(2020)指出,方言作为与城市群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有助于城市群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经济个体间的身份认同(信任)来促进地区金融协调发展[110]

3.经济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深化。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呈现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的提高,金融相关率也会相应提高。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理论中,帕特里克(Patrick)提出金融双模式理论:需求跟随型金融发展,即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金融发展附属于经济发展;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是供给引导型金融发展模式;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由于金融部门有了较大发展,需求跟随型发展模式会更加普遍。

学术界多数研究集中在一国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强调金融的能动作用,这一结论也在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印证。Corpataux 等(2009)指出经济的“金融化”对重塑经济格局做出了贡献,而金融业通过有效分金融资源影响实体经济[111]Hasan 等(2009)度量了银行效率,认为银行效率的提高所带动的地区经济增长是信贷作用的五倍[112]

在中国,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也符合以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汪红驹和李原,2018[113]。程翔(2018)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在计量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中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则是金融发展的反向制约因素[114]。基于对多地区的实证分析,Bilan2019)指出工业 4.0 时代的数字化和虚拟化调整了金融的性质以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服务的替代效应,一国的经济发展对这种金融替代效应的重大影响[115]。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影响金融结构,以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体现出金融跟随特征。林毅夫等(20092018)、龚强等(2014)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产业结构,而该国产业结构又内生地决定于该国禀赋结构,当金融结构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相适应时,金融结构就达到了最优的水平,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当产业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稳健,银行就可以充当有效率的融资渠道;而对于处在技术前沿的产业,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较高,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效率更高。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金融体系也需要随之而变化,最终形成相互作用的动态演进路径[116][117][118]。张竣喃等(2020)构建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三系统耦合模型,认为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二者较高的空间匹配度能够支撑耦合的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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